这位静坐在昏暗房间里出神的老妇人，名叫黄友良，生于1927年，家乡是海南省陵水县。年仅15岁时，她遭遇了日军的暴行，随后被强行押入三亚藤桥兵营，沦为慰安妇，长达四年多的苦难生活由此开始。

海南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，环境优美：鸟语花香，椰林婆娑，绿草如茵，清泉潺潺。阳光洒在金色沙丘上闪闪发光，芭蕉丛后若隐若现的古朴房舍，宛如世外桃源一般安详宁静。

然而，八十多年前的1941年，这片原本宁静祥和的土地被日军铁蹄践踏，昔日的美好生活戛然而止，田仔乡瞬间陷入了如地狱般的恐怖梦魇。

当年，田仔乡附近活跃着一支英勇的琼崖游击队，他们多次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，令敌人陷入混乱、狼狈不堪。为了剿灭这支游击队，日军决定修建一条从三亚藤桥通往陵水县田仔乡的“陆田大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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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迅速完成这条战略大道，日军残暴地在沿线村庄抓取大量劳工。每遇一个村庄，便无情清剿，家家户户被搜查，几十里范围内的村庄遭到洗劫，所有的财物粮食被掠夺一空。男人们被强制征用为苦力，年轻妇女则被残忍地抓去充当慰安妇，受尽非人折磨。

“陆田大道”竣工后，日军在架马村附近仅40米的地方设立了军营据点。虽然这条大道大大提升了日军进出田仔乡的机动性，但却未能遏制游击队的反击。反而，游击队愈发积极、凶猛，屡屡将日军打得落花流水。

这让日军心生恐惧与焦躁，他们的残暴程度也随之升级。面对打不过的游击队，日军便将怒火无差别地发泄在无辜的村民身上。

美丽的架马村从此陷入炼狱，黄友良的苦难，也从那时开始刻骨铭心。

农历十月初五的清晨，年仅15岁的黄友良如往常一般，挑着稻笼准备下田劳作。忽然，身后传来急促的喊声，她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丢下稻笼拔腿狂奔。十几个日军士兵紧追不舍。

日军追逐未果，遂分头包抄。黄友良终因体力不支，被捕获。日军像饿狼般扑向她，粗暴地扒光了她的衣服。黄友良羞愤交加，奋力咬伤一名士兵的手，敌人痛得怒吼踢开她。

恼羞成怒的士兵拔刀向她头顶劈来，就在生死关头，一声怒吼打断了这一切。一个军官出现，看到她赤裸的身体，露出贪婪神情。他挥手示意其他士兵撤退，随即搂住黄友良，意图侵犯。

黄友良奋力反抗，竟将军官推开，趁机逃进草丛藏身。过了许久，确认无人追踪，她赶紧穿好衣服，捡起稻笼回家。

然而，没想到日本军官悄悄尾随她回家。黄友良惊恐万分，试图逃离，却被士兵强行带回屋内。

当晚，父母劳作归来，黄友良扑进母亲怀抱痛哭，父母听闻女儿遭遇，也泪如雨下。黄父担心日军再来，便将女儿藏至邻居家。

次日，日军带着士兵闯入家中，未找到黄友良，便对父母拳打脚踢，逼问她的下落。父母坚持缄默，惨叫声穿墙入邻居家黄友良耳中，她忍不住冲出藏身处，回家时见父母倒地昏迷，却还未近前，便被士兵拖入房内。

此后每个夜晚，士兵们轮番虐辱黄友良。为了不让父母受连累，她只能默默忍受。这些恶魔的领头军官名叫“九壮”，他的名字成了黄友良心中永远的仇恨与耻辱象征。

1942年4月某日，九壮带着几名士兵，将黄友良和从附近村庄抓来的许多年轻女子押上卡车，直奔藤桥。他们被关押在一座大屋中，从此沦为慰安妇。

白天她们要洗衣做饭、扫地种菜，夜晚则忍受日军的凌辱。一位名叫陈有红的女孩因坚决反抗，被日军毒打致子宫破裂死亡。另一新来的姑娘当众咬舌自尽，拒绝屈辱。有些女子试图逃跑，结果被抓回后，被当众吊死，以儆效尤。

日军制定了残酷无情的规则：不满足他们，鞭打；哭泣或动作不当，鞭打；生病隔离甚至杀害；逃跑遭断食、鞭打甚至处决。

黄友良在这炼狱般的环境中熬过无数黑夜，直到1944年6月迎来了转机。

这天，同村的老乡黄文昌突然出现在藤桥军营。黄友良见到他，喜极而泣。黄文昌告诉她父亲去世的消息，劝她赶快回家奔丧。

这消息如晴天霹雳，黄友良当场哭倒。她与黄文昌跪求军官放她回家奔丧，但被九壮冷酷拒绝。经过长时间恳求，军官终于勉强答应。

黄文昌带着黄友良沿着人迹罕至的小路，绕道返回架马村，谨防日军追踪。半夜才抵家门口，黄友良飞奔入屋，却惊见父亲安然坐在竹席上，原来是假死逃脱计策。

父女抱头痛哭，当晚黄父与黄文昌趁无人之际，在村边荒山伪造了两座坟墓，然后连夜逃离村庄。

几天后，日军派人来村抓黄友良，村民合力谎称父亲已死、女儿伤心过度自尽，带日军去看两座假坟。日军信以为真，回营休整。

直到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，黄友良父女才重返架马村。1956年，她嫁给同村一位鳏夫，生活拮据，噩梦夜夜扰人。

据统计，中国遭受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妇女约占亚洲总数的67.8%，即超过二十万人遭受非人折磨。

遗憾的是，至今日本相关方面仍未承认这段惨痛历史，未曾为受害女性正名，更未向她们道歉。

如今，中国幸存慰安妇仅剩12人。愿她们在人生余晖中，终能获得迟来的公正与尊严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